1968年底，我放弃了福州市户口。1969年2月9日晚，在一片夹杂着剌耳的锣鼓声、叮嘱声、哭泣声中，我和同伴们从福州火车站登上开往当时全县人口仅三万的建西县——著名的林业县，开始了知青生涯。与我同去插队的胞姐李树青，是福建师大附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。
        2月10日下午，我们到达建西县房道公社尤墩大队山根村。一周后是除夕，年轻的我们思乡之情尤为热烈。年总归还要过的，因山根村第一批五个知青，四个是女孩，做除夕饭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我的肩上，我用农民自愿或不自愿送来的年货，拼凑了一顿“丰盛”的年夜饭。
        正月初二，就冒着严寒，在冰冷的水田中劳作，过了第一个“革命化”的春节，开始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那个年代农民的生活挺艰苦的，他们就那些田，自己还干不够，所以第一次只给我评了2.6个工分，约合三角人民币。知青们收工后还要忙着挑水、做饭，晚上的时间才属于自己，也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我阅读带来的书籍，如《活水的江河》、《荒漠甘泉》、《拿破仑传》、《船长与大尉》、《日日夜夜》、《青春之歌》等，这在当时是难得的精神食粮，虽累，但内心是快乐的。同时由于有姐姐的照顾，生活倒也过得充实。
        半年后，公社邮电所王所长了解到我父母均是省城的邮电干部，正巧乡邮员吃不消两天一班要走八个大队约100华里的山路之苦，让我接替乡邮员工作，还讲了送一班给三元人民币做报酬。这对于干烂泥田的农活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重赏。
人们常说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第二天天没亮，我就背上沉甸甸的属于八个大队的书信、报纸、《红旗》杂志等，用柴刀在弯弯曲曲山路的树木上砍路标、绘地图，心情愉快地翻山越岭给农民、也给天涯沦落人——知青送去家书。
        从住地山根村出发，第一站是曹岩大队，山路几乎是笔直的石板路，路旁是参天大树，阳光难得照射到，因露水多，石板路挺滑。瘦弱的我，背着沉重的邮包及防身用的砍柴刀，气喘吁吁地用一小时的时间才爬完约一公里的上坡路。山区清晨空气清爽，风景更美，我都顾不上享用，一心只想尽快将规定两天的路程在一天内走完。虽累，但三元人民币在鼓励着我。
        有一次，我走进原始森林，四周是高耸云天的大树，环境静极了，只听的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突然一只正在休息的大鸟被我这不速之客惊扰了，它愤怒地拍着大翅膀，从我身边一下子腾空而起，吓得我瘫坐在地上，连防身柴刀都忘了抽出来。闽北山区蛇多，有时蛇挺不友好地横在必经的小路上，这时，我就要有勇气，用土块、用树枝将其赶走后又匆匆赶路。每到一个大队，我都给知青们带来欢乐——家书抵万金啊！他们也尽其所有，拿出“美味”犒劳我，虽然当时是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。
        1969年10月母亲作为下放干部，带着弟弟及堂兄到山根与我和姐姐“团聚”。母亲是医生，她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是很受欢迎的。有时出诊要走二十多华里山路，我常与母亲一同前往，从中学到许多医学知识，也锻练了身体。1970年，父亲从“牛棚”解放出来，“主动”要求，也来山根当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队员，即：下放干部。一位堂兄也“慕名”而来，仅留小妹留守福州读初中，当时的大气候将我一家七口人“刮”到了农村。
        家人的到来，有欢乐，亦有烦恼。我常常思考，难道一辈子在这里当农民？前途茫茫啊……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 我出生医生世家，从小对医学有兴趣。但是到农村是“接受再教育”的，所以自已连赤脚医生也轮不上，因此心中极其苦闷。有一天，我穿着军装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在村口的小火车铁轨上拍了张照片，还在相片背后写上“上尉军医”自慰自勉，这在那时是野心，是梦想。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。
        幻想归幻想，为了生存，必须劳动。由于父母兄弟的到来，傍晚收工后，我与姐姐不是砍柴，就是在少许分给知青的自留地上耕耘，冬瓜、茄子、空心菜等自给有余。
        1970年10月，姐姐第一批招工去工厂当工人。我急了，就自己“找食”，一个月后较为顺利地成为兵团十五团卫生队卫生员，迈出了通往“上尉军医”愿望的重要一步。目标已定，在付出汗水和健康之后，我半年间“官”升至班长，入了团，评上“五好战士”，这要归功在农村锻炼出吃大苦、耐大劳的结果。
        不久卫生队解散，我下连队任卫生员，连队有工人家属百余人，均在闽北各县市流动。担子重，但我年轻，有上进心，常与母亲书信来往，请教医学问题，还用微薄工资购买当时难得出版的医学书籍，用今天的术语叫“充电”来提高自己的水平。几年的锻炼，自己更成熟了。
        上大学是我的梦想。从1972年到1975年四年间，福州大学均在单位招生，我努力、挫折，但决不气馁。经苦读及必要的入学考试，1977年2月，我击败了众多想读书的竞争者，搭上末班车，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，进入福建医科大学。正规的三年全日制教育，我向“上尉军医”的目标迈出了第二步。毕业后，分配到闽北一省属企业卫生所当医生。
        俗话说：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当时法医人才奇缺，1982年底我从南平西芹调到福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后，即去福建省公安干部学校法医班学习一年，穿上了警服。此后二十余年，我始终奋战在公安第一线，努力工作，为受害者伸张正义。
        虽然常年日晒雨淋，爬山涉水，全天候神经紧绷，枕戈待命，但我总是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。同时常年现场归来，不管春夏秋冬，我均是用冷水洗澡，练就了健壮的体魄，这也要归功于当年在农村锤炼的结果。二十余年的法医生涯共办千起形形色色的命案，自己负过伤、立过功，从没在家度过一次完整的春节。
        我当年“上尉军医”的“野心”如今算是实现了，从当知青至今已38个年头，回首往事，感慨万千。磨练是金，知识就是力量。这是我的人生感悟，也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回忆往事，虽然苦，亦当作一种享受。

附：1969年2月9日第一批到建西县房道公社尤墩大队山根村插队的五位知青（李树青、刘冀英、王丽青、叶丽琴、李树本）

作者简介：李树本，男，1950年7月生，福州市第十六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，1969年2月到建西县房道公社尤墩大队山根村插队，1970年12月去兵团十五团等单位，现在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任职。